“上帝给他的生命太短，但他的诗会流传下去，他是在我们之间走得最前面、成绩也最好的诗人，是我们的表率。”诗人痖弦如是评价商禽。1930年生于四川省珙县的商禽，本名罗显烆，又名罗燕，还曾用过罗马、夏离、壬癸等笔名。商禽的一生颠沛流离，他十六岁从军，在逃亡与被拉夫的交替中走过中国西南各省，一路搜集民谣、尝试作诗。1950年他随部队去往台湾，先后作过编辑、码头临时工、园丁，卖过牛肉面，后于《时报周刊》担任主编、副总编辑，才算真正安定下来。商禽生平并无显赫的学历或职位，但他将一生的漂泊诉诸笔端，将光怪陆离的时代于个体身上打下的烙印一一道载，其人、其诗都成为了诗歌史上熠熠的传奇。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评价的那样：“商禽的诗像他的生活历史一样是独特的。”
说到商禽，不得不提到鲁迅，可以说，他的文学启蒙是从阅读鲁迅的作品开始的。商禽幼年时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，由私塾老师教导，习读三字经、四书等古籍，接着就读小学及初中。十五岁那年，一方面由于家贫、一方面基于爱国，商禽未能完成中学学业，便随兄长离家从军，入伍后在成都受训，一日放假外出，竟遭四川军阀邓锡侯的部队强行拉夫。这个秋天是商禽人生的转折点，从未读过新文学作品的他，被囚禁在一间堆满藏书的旧仓库里，在这里，鲁迅的作品《野草》深深吸引了他。商禽曾自述那段经历：”一个星期的囚禁竟然将我驯服，原来那里堆满了我此前未曾一睹的各种书籍，使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新文学。“这段阅读经历向商禽打开了文学之门，在商禽后来的创作过程中，滋长蔓延成为他创作的意念。商禽用散文的形式进行诗歌的创作，不得不说是受到了鲁迅散文诗集《野草》的影响。迁徙至台湾之前的流亡生涯里，商禽一直将《野草》放在背包里带在身边，这本书陪他忍饥耐寒，度过了一段漫长无望的岁月，也成为了滋养他创作田地的养分。后来，诗人用商禽这个笔名，衔住流亡路途中掉落的一片片羽毛，为其谱出动人之音，也用这个笔名，在当时逼仄的小岛空间里任由神思飞向天空，在天空里放歌。变调之鸟高飞，野草生生不息，商禽和鲁迅一样，凭借一己之力，用文学记载了一个时代。提到商禽的诗，总绕不开“散文诗“和”超现实主义“这两个标签。商禽用散文写诗跟他的启蒙读物《野草》是分不开的。此外，也跟他初期站岗的职位有关，值勤时不可坐卧，不可看书看报，只可以扛着枪来回走动，于是商禽就利用这个时间打腹稿，然而灵感倏忽而逝，于是商禽想到，可以构思篇章，从一件事、一个人入手反复去想，这种腹稿诉诸笔端，就成了散文诗。对于散文诗的定义，商禽是这样回答的:“近现代以来，人们开始使用散文写历史、小说、戏剧。我则用散文来写诗。我要求的是本质的诗的充盈。用散文来写诗，别人怎么叫与我无关。”对于超现实主义的评价，商禽也是拒绝贴合的，他认为，与其说自己的诗超现实，不如说是“更”现实。当时的诗人们之所以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技巧，其实也是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，时局的险峻压迫、军人身份的敏感小心，处处都使诗人以压缩的意象、晦涩的字句来表达内心的情志。台湾作家陈芳明是懂商禽的，他认为，太依赖理论，就错过了对商禽诗歌里完整风景的品读，他说：“他的散文诗，根本不存在散文的成分。任何闪神或轻忽的阅读，常常会错失他诗中关键的风景。要贴近商禽的世界，绝对不能依赖理论。时髦的理论，总是毫不爽约地把读者带离商禽的时代，当然也就不可能进入他的诗。”正如商禽所说：“我是一个真正扎根到现实生活的人，如果说那是（指诗）荒谬，也是生活的错综紊杂所赋予的。”诗人不愿意被形式和主义所捆绑，任由内心意象流走，开出繁盛的诗篇。商禽这个笔名，是诗人在1959年取下的，当时诗人已身在台湾。“商”取自于五音“宫商角徵羽”，是五音中略显悲伤的一个音，“禽”取自于“禽兽“，两个没有关联的意象组合在一起，成了一个新的意象——变调之鸟。可以说，这个笔名是诗人内心意象的折射。前期的商禽如鸟流亡，不得停歇，其音切切。在去往台湾之前，商禽一直在西南各省逃亡，躲避拉夫和囚禁。这段流亡生活无疑是痛苦的，痛苦长在诗人的记忆里，挥之不去，诗人后来写道：“我是那年战后的跫音，在凌晨四时，回响在一列长廊中惊吓着自己。”可见这段经历对商禽而言是怎样的折磨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商禽找到了写诗这条舒压释怀的渠道。在西南各省逃亡的期间，他接触到了各地民谣，对声律音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经常哼唱，诗句也在他的脑海里渐渐生成。后期的商禽又如被囚在笼中的鸟一样，渴望高旋的自由。1950年，商禽随军队自云南经海南省辗转去往了台湾，当时的文学界，正处于戒严期和风声鹤唳的高压环境之中，商禽后来回忆道：“来台以后，由于城乡距离的缩短和语言的不通，我无法再进行躯体上的逃亡，只能进行另一种方式的逃亡，从一个名字逃去另一个名字。”语言的隔离，背井离乡的寂寞，再加上高压的政治环境，商禽从躯体上的逃亡转向精神上的逃亡。诗人在《用脚思想》里写道：诗人通过诗行的首尾布局、意象的重置，构造出一个颠倒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一切都是混乱的、违背常理的，诗人的隐喻不言而明。商禽的诗，让人深深感受到黑暗时代的压抑与对精神的折磨、凌辱，成为打开时代记忆的一把钥匙。商禽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，盗取诗歌的火种，照亮内心和时代的黑暗。2010年6月，商禽阖上了羽翼，结束了漫长而山高水远的飞行。这个没有恨的诗人，这个快乐贫乏症患者，也许早就在《池塘》里写出了自己：“从污泥中窜长出来，开过花也曾听过雨。结果，终还要把种籽撒到污泥中去。惟有吃过莲子的人才知道其心之苦。深秋后池塘里孑然的一支残荷。”父亲和母亲早已先后去世，少小从军，十五岁起便为自己的一切罪行负完全的责任了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存在”。仅余下少数的魂、少数的魄，且倒立在远远的云端欣赏自己在水中的身影。商禽
商禽（1930~2010）是中文现代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，被誉为1950年以来台湾散文诗的开山者，有“鬼才”之称。他与瘂弦、洛夫、张默等诗人一齐将台湾现代诗推至高峰并推广至全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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